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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青年塘

凤凰山东面山脚,靠近公路的农田中,开辟出一块空地,有一排平房,专门为知识青年修建,这些知识青年有男有女,全部来自上海,被当地人简称为上海知青,这里被叫成青年塘。

青年塘的名称来源于那个特殊的年代,不是一地仅有,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个地方叫青年塘,大的有镇,小的有村有组,奉新就有几处叫青年塘的地方,与这里一样,都是村民小组。

回溯知识青年的来历,与“上山下乡”运动紧密相连。1956年10月25日中央下发《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(修正草案)》,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。

1955年为缩小城乡差距,北京青年杨华、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,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和鼓励,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。

这种历史条件下,伟人发出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。

大量知识青年因此离开城市,下放到农村定居和劳动,首次出现历史新名词“插队”,专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生活劳动。

真正有影响的大规模“插队”,发生在*****刚开始不久,与前所未有的“红卫兵”运动紧密相连。“红卫兵”运动影响之深远,造成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,对无数家庭造成影响,更改变了无数知识青年命运。

“红卫兵”运动代表着*****正式开始,短短三年时间,造成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,学生因此滞留学校,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、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景,他们有一个震铄古今的响亮称呼,叫“老三届”。

为解决“老三届”就业问题,“插队”席卷全国,人数之多、规模之大、影响之深,都是史无仅有空前绝后。“插队”从这时开始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,提到“插队”就不用提“知青”,不用提“上山下乡”。

那代人到国外留学也被叫成“洋插队”,留学回来下农村进农场到单位,因此又有了“洋农场”“ 洋兵团”“洋干校”之类的特定称谓。

父亲的大学生涯完全契合了“红卫兵”时代,1965年考入大学,次年“红卫兵”运动兴起*****开始,1968年大学毕业,“红卫兵”运动结束,正遇“插队”大潮。

他应该也算是一名知识青年,好不容易考上大学,又被时代潮流拍打回农村。

最初落户附近青树大队,在凤凰山与母亲结婚,当了几年队长,在我出生的那几年,到大队新建成的民办小学当校长,直到1985年落实政策,才改变农民身份,成为一名初中教师。

青年塘的平房坐北朝南,青砖垒成比较简陋,“人”字房顶用木料支撑上面盖瓦,前有一条宽约一米的走廊,东西两头房间突出耳房,使走廊相对闭合,地面是泥土,墙壁没有粉刷,房梁之上没有楼板隔离,一眼能见房顶梁檀瓦片。

这是那个年代集体用房的标准模式,不管是“知青”住所,还是农场、林站、学校,都能见类似风格的建筑,条件好一点的,地面和走廊会有水泥或者砖石铺垫,房顶会加上楼板。

人数较多或者有专门用途,会建成两层,包括生产大队在内的单位礼堂,学校的教学楼,大一点的机构或单位的办公楼,一般都是两层,个别的有三层。

1977年恢复高考,上海知识青年不少人回家参加高考,开始陆续离开,1980年底国家出台政策允许返乡时,这里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。

事实上早在我出生那年,就有人陆续离开,比如我出生时,听母亲说,有几位知识青年,已经收拾好行礼准备返回上海,得知我出生,特意返回逗留了一阵。

这样的重返,可能就是一辈子不再相见,因此才会在即将踏上回程时,特意逗留一段时间。事实也证明,他们离开之后,再没有哪一个回来过。

青年塘只是上海知青集中居住之地,还有许多知识青年被安排在其它生产队,这些人当中,有些下嫁本地青年,有些娶了本地姑娘。

比如坳上队就有一位上海知识女青年,嫁给了本村的一户张姓人家。他们从此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,有了家庭,有了拖累,曾经的家乡成了故地,曾经的新土成为了家宅,梦想重新构建,希望重新诞生。

知青返乡时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开始施行,农村群众俗称分田到户。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,农民以家庭为单位,向集体承包土地,交足国家的,留够集体的,剩下全是自己的。

分田到户确实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,似乎在一夜之间,将沉闷的农村唤醒,一时之间,农村见不到一个闲人,见不到一块闲地。辛勤之下,不少家庭解决了温饱,积攒了一定的积蓄。

父母以及父亲的侄女唐姓一家,湖南的王姓一家,以及孤身一人的父亲同族,正是因为有了些积蓄,从集体手中购买了青年塘的一两间平房,四户人家率先搬下凤凰山,到青年塘居住。

从此定居此地,直到若干年后发家致富,才离开的离开,远徙的远徙。现在青年塘只剩“大姐”一家居住,不过再不是平房,而是现代化的别墅,“大姐”三个儿子外出闯荡,积累下丰厚财富,一人建了一幢。

父亲的侄女我叫她“大姐”,他们一家刚到凤凰山落户时,粮食不够吃,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,接济过他们不少,虽然是我父亲侄女,但是年龄却和我母亲差不多大。

我对“大姐”的感情很深,有亲戚天然相近的原因,更多的是小时候,从“大姐”那里得到的许许多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,“大姐”和我们做了近二十的邻居,一直到我部队服现役,这段邻里之情才分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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