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高中毕业后，任过一段时间代课老师，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三岁，通过努力考上了江西师范大学。刚进大学校门不久，遇上红WEIBING运动，学校里参加，各地高校参加串联，语录在手，当作车票，坐着火车跑遍全国。

回家探亲，在当地学校邀请下，参加了当地的红WEIBING运动，批斗了当地干部。形势复杂，过后不久，遭到清算，认定父亲是带头人，是公社乃至全县造反运动的幕后策划者，是要翻右倾案，是要打击报复。

不断的信函，不断的材料，汇入江西师范大学，要求将父亲遣返接受批判。好在大学百般保护，不但使父亲顺利坚持到毕业，毕业之后老师还劝说暂时留校，以免回去受到迫害。

父亲在大学受到保护，老家人却未能幸免，只比父亲大一二岁的五伯父，当年也曾跟随父亲参与，因此被抓了起来，反绑双手，将两个大拇指捆绑吊起。

一次批斗挨打，后背留下一根细长的铜条嵌在肉里，本地的医生怕受牵连，不敢医治，五伯母和二伯母，半夜偷偷过河，请到邻县安义县黄家洲公社的一名医生，才偷偷治好。

老实巴交的二伯父，也受到批斗，但没那么狠，他的小孩，那时候大的也有十一二岁了，因为批斗，从来不敢惹事，如果和别人起争执，不管有理没理，二伯父总是先将自己的小孩打了一顿再说。

二伯父有五男五女十个小孩，其中三女两男五个年纪稍大的，因此都显得性格懦弱。后面出生的五个，除了一个因病成痴呆之外，才显性格开朗好强。

因为这一段往事，父母与五伯父、五伯母感情非常深厚，可能是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男孩的缘故，五伯父和五伯母对我尤其要好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当作了亲生儿子一样看待，一样疼爱。

开放搞活的政策一出来，五伯父就挑着两个箩筐，在老家街边摆了个修自行车的地摊，成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，修理自行车的技术，正是父亲教给五伯父的，记得当年五伯父带头致富的事迹，还被当地媒体报道过。

刚摆地摊时，别人劝他小心政策又会变，不要当出头鸟，五伯父对他们说，*****都死过一回了，不怕了。一段岁月就是一段记忆，刻骨铭心，如何的苦难，非亲身经历无法描述。

父亲在大学躲难，最终被一封电报催了回来。电报以奶奶的名义发的，说是奶奶病重，希望能见儿子最后一面，父亲因此担心，信以为真，顾不得许多，立刻从学校赶回。

现在从南昌到我们县城，开车从高速走，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，那时候没有高速，更没有私家车，父亲心急，接到电报就往回赶，一双脚走了一天一夜，翻山越岭才到家中。

得益于跟随他的几位兄长“独轮车”贩卖物品经历，得益于爷爷为节省车费，挑着行囊，走路送父亲到南昌上大学，回家的大道小路，山梁村庄，父亲记得清清楚楚。

当翻越新建县的梅岭时，天完全黑了下来，无法前行，又饥又渴，父亲敲开了一户山民的家门，请求借住一宿，这家山民的热情，现在父亲还深深挂念，他们不但收留父亲住宿，还给了他饭吃，烧水让他洗脸洗脚。

危难最见真情，同样也最容易被感动，交通便捷之后，父亲曾经多次想过去拜访，只是时间太久，时过境迁，建设太快，变化太大，已经无法再找到记忆中的山路。

这样的山路消失的太多，比如去大姨家的那条山路，路边有一树非常好的杨梅，不久前想去顺着这条山路摘杨梅，寻找之下，发现那条山路已经完全不存在了，山口的那座水磨坊，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疾走一天一夜，一到家中，就有好心人来提醒，要父亲赶快逃走，电报是假的，公社为了骗父亲回来才发的。知道上当之后，奶奶立刻让三伯父带着父亲逃跑。

跑了不久，公社就有人追来，一直追到了县城。父亲躲进县物资局，当时局长是宋姓本家，他对追来的人讲，“娘追儿尚且不出百步，何况是一个祖宗下来的本姓家人。”，这才劝回了他们，躲过了一劫。

父亲讲，那个公社书记对他仇恨很深，扬言抓到他后，要三天内打死。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，父亲的经历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。

六六年开始的运动，造成大量学生滞留学校成“老三届”，如何安置就业是最大难题，在一声号召下，他们又放下书包走出学校，扛起锄头上山下乡，到广大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改造。

父亲努力考上大学，结果被历史大潮重新冲回农村，命运多舛，宿命轮回，本来想像大伯父一样，通过读书跳“龙门”，跳上“龙门”却又再落“农门”。

事实上，即使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父亲毕业后也一样要回农村，他就读的江西师范大学，本来就是面向农村培养学生，又遇到红卫兵成社会问题，他的其他同学，都没有安排工作，都成为了知青“插队”农村。

父亲最后逃到的是会埠的青树大队，青树大队与枫垅大队相邻，也处在越山脚下。

落户偏远山村，也不容易，知道父亲的情况后，没有哪个生产队敢接收父亲。也是父亲幸运，有一个生产队长相当开明，有些魄力，他说“大学生多难得，你们不敢要我要了。”

那时候别说大学生，就是高中生都少见，农村中就更少见，父亲因此在青树大队落脚，那个收留他的人姓刘，后来他的儿子与我成了高中同学，关系相当亲近。

就是躲到这里，事件并没有结束，当地会社又给父亲所在地发函，要求遣返接受批斗。父亲再次被幸运眷顾，这封催命函，被父亲的一位表哥给压了下来。

父亲的这位表哥曾经是地区的司法局副局长，那时正好被调到管辖青树的新建农场，在里面担任领导干部。这封函在被他收到后，放在了抽屉的最底下。

几年前我去探望父亲的这位表哥，当时他还很健朗，笑着跟我说，“我看到是你父亲的名字，就锁到抽屉最底下，当作是不小心忘了，保了你父亲一条命。”

这样的笑容，现在还亲切呈现面前，那是一种沧桑的积淀，那是一种世事的练达，更是一种前景的理解。这样的心境可能只有大伯的那一句“一切向前看”，才能彻底诠释。

现在父亲的这位表哥已经安然去世，带走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段历史，他的两个儿子，与我们一家走得相当近，后来转业分配，得到过他们不少帮助。

种种经历之后，父亲心灰意冷，安安心心当了近二十年农民，直到1985年，与当年“插队”农村的大学同学，一起到省城争取安置，才都落实政策分配了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