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参加完小学长初中的考试后，我那个爱捣鼓生意的小舅舅，已经接替了外公在供销社上班，当时他夸下海口，说只要我能考上初中，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，结果我真考上了，成绩还不错，小舅舅却食言了，并没有兑现诺言。
不过父母作主，给我买了辆崭新的“飞鸽”牌自行车，同时也给姐姐买了一辆。从小到大似乎都是这样，考虑到我了才会考虑到姐姐，不过父母还是公平的，只有我有姐姐一样也会有。
这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，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初中生活，后来又伴随我度过三年的高中生活，加上初中休学的一年，前前后后在我身边伴随了七年。
姐姐比我早一年考上初中，没有自行车的一年，她平时就在学校寄宿。那时候国家是一周五天半的作息制度，等到父亲空暇了，到周六的下午用自行车将她接回，周日的下午又送去学校，如果没有空暇，就托人给姐姐带去米和菜。
我考上初中时，父亲还没有落实政策，依然是民办老师身份，在小学当校长。和姐姐一样，最初上的也是会埠中学，在学校住宿。
大约上了半个学期，父亲就落实了政策，正式成为一名有国家编制的教师，被分配到邻近的澡下中学教书，随后我和姐姐就办理了转学，跟着父亲到了澡下中学学习。
大约也就在上初中那一年，公社不再叫公社而是改称为乡，生产大队、生产队也改称为村和组。大约到九十年代，又开始撤乡并镇，许多乡都改称为镇，只有少数一两个仍然称乡，农场的叫法则没变，依然被称作某某垦殖场。
姐姐从小给我的印象，是特别能干，特别能吃苦，最听父母的话，比我不知道要乖巧了多少倍，不管父母让做什么，都毫无怨言，毫不偷懒取巧。
当然，姐姐也因此特别得父母看重，在家里地位却很高，我们几姊妹全要听她的。我们几姊妹年龄相差不大，我比姐姐小一岁，大妹比我小两岁，小妹比大妹小一岁。
父母在大妹出生后，就让姐姐带我们，特别是农忙的时候，父母天不亮就出去，天黑才回家，姐姐小小年纪要帮我们穿衣服起床，帮我们洗脸、洗脚。
父母给了她生杀大权——一根细竹梢，谁不听话，用竹梢教训谁。因为我们年龄接近，只有我敢反抗，妹妹们则被管得服服帖帖，当然也是因为我是家中的独子，得到父母的溺爱多一点。
这种反抗何时开始的已经不记得了，反抗的结果是她再不像之前那样关心我，分配的任务更多，完不成还会“牛稍”伺候，我哪吃得了这个亏，争斗在所难免，经常发生。
姐姐也是倔脾气，从来不退步，也不知道哪天起，争吵成了打架，家里打农田打，哪怕是在亲戚家做客，发生争吵，也会演变成生死厮杀。
这种情况常被亲戚耻笑，也没少受父母责罚，年少无知，从没当回事，从来没改变过。
到初中后期，争斗才少，虽然不说话，其实相互间还是很关心的，记得有一次暑假进山砍柴，她不知道受到什么惊吓，尖叫出声，我一听到就立刻跑了过去，生怕她受到伤害，尽管虚惊一场，但由此才知道姐姐在我生命中原来被如此看重。
升高中之后，她在县城一中，我到冶城三中，亲情才开始真正流露，有了第一封书信来往，有了情感倾诉交流，姐妹之间，我们两个感情最为深厚。
当兵的第一年，那时她在沿海打工，多次给我寄钱，有一次还特地到杭州来看望我，刚来给了我两千块钱，走时又给了两千，说给我考军校用。
要知道她才刚到沿海打工，一个月只有五六百块，一个人在外，处处要花钱，不知道她如何省吃俭用积攒下来。
姐姐童年肯定没我玩得多，她要分担许多家务。父母说我干活时是最懒的，我经常撑着膝盖，装着在弯腰干活的样子耗时间，当时我还很奇怪，怎么姐姐不会跟我一样，想着法子偷懒。
农村毕竟重男轻女，父母可能也有这样的观念，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，我却从自己和姐姐，在父母给予的关心和待遇上，一些细微差别感受得到。
前面上学时购买自行车是这样，后来又有许多事情上，表现得是这样。比如我到了发育的年纪，每次从学校回来，母亲一定会给我杀只“阉鸡”，而其他姐妹是没有的。
“阉鸡”是小鸡刚孵出不久，选择雄性的进行阉割，不会追逐母鸡交配，专门长肉，因此营养非常丰富，一般长到一斤左右就要宰杀，长时间长了肉质不鲜，营养不佳。
“阉鸡”也是一门手艺，有专门的“阉鸡”人在农村游走，不但会阉鸡还会阉猪，猪的睾丸阉割下来，用荷叶包裹烤着吃，味道特别香，小时候没少吃。
至于为什么要用荷叶包裹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母亲一直是这样做的，可能历来传承如此。鸡的睾丸太细小，是无法这样烤着吃的，一般都是直接扔掉。
荷叶是现成的，父亲特别在屋后挖了个池塘，没有现代工具，只靠人力，池塘因此特别小，只比一张“晒垫”大一些。里面养了些鱼，还种植了莲藕和茭白。
莲藕春天发芽，出淤泥而不染，莲叶平铺水面，象张开的雨伞，一根杆子亭亭玉立，莲花开在上头，花瓣尖鲜红，花瓣底粉白，特别娇艳。
茭白在我们山村，也被叫作茭笋，长得类似芦苇，靠近根部的地方，长得又肥又壮，剖开之后象笋一样，因此被当地人形象的称作茭笋。
种植莲藕可能是父母来自老家的记忆，每到暑假去老家宋埠，只要有池塘的地方，都能见到一池碧绿的荷叶铺盖，一池娇艳的荷花盛开。
每当冬天去的时候，又能见到老家人，冒着严寒，忍受寒冰刺痛，光着脚到池塘的烂泥之中踩莲藕，每一踩到，伏身伸手探入寒冷的水中，将莲藕捞起。
父亲种植的莲藕，可能就是从老家移植过来的，不知道是因为池子太小，还是因为山里的水太凉，莲藕种植的并不成功，又细又小还少，记忆中没有吃到过。
鱼养的也不太成功，没有活水，饵料不足，鱼长得不快也不大，池塘不大，能养得数量也少，记忆中在过年时节起过几次鱼，好不容易拿着木桶和脸盆，枯干了一池子水，结果只抓到小小的几条，后来也作罢不养。
只有茭白生长得最好，密密的长满了一池子，最后连种植的莲藕也被挤死了。每到夏天茭白成熟季节，都能采到不少茭白，茭笋炒肉，是山里人家的一道家常菜，也是一道名菜，被母亲做得特别香。
或许是因为知道了茭白适合这里生长，也或许是因为茭白太好吃，后来父亲又在屋后挖了一条长沟，都种上了茭白。邻居大姐家也在屋后依葫芦画瓢，挖出池子种植茭白，跟我年纪相仿，自小一起长大的“外甥”、“外甥女”，因此也饱尝了美味。
我待遇的特殊，最明显的是“吃商品粮”，父亲落实政策之后，有了工作单位，用当地村民的话讲，就是“国家人”，洗脱的两脚泥巴，从此吃商品粮，有国家供给，衣食无忧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乃至改革开放之后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**机关工作人员的粮食，都是国家划拔供应的，每个人都有一本“粮油证”，用来免费定额领取大米和油。
因为不用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动，不用再一脚深一脚浅的在田地里授田栽禾收谷，而特别被山民羡慕，“吃商品粮的”，就是山里村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称呼，带着向往，带着渴求，许多农村寒门学子，不知早晚的拼命读书，就是希望考上大学，分配工作，洗尽泥脚，穿上鞋子，成为“国家人”。
七九年恢复高考，十年*****，十年风云动荡，国家亟需人才，只要考上大学都能够分配工作，是那个时代农村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未，国家才开始推行自主就业，大学毕业生不再包分配。
按照政策，父亲安排工作后，可以有一个子女吃“商品粮”，这个唯一的指标，就落在了我头上。姐姐和两个妹妹都没有怨言，都安静的接受，或许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也浸染了她们。
父母又是相对公平的，在我“吃商品粮”后不久，国家推行新政策，花五千块钱可以购买一个指标，父母立刻从多年的积蓄中拿出这笔钱，为姐姐购买了指标，解决了姐姐“吃商品粮”的问题。
那个年代，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只有一百多块钱，五千块钱几乎可以说是一笔巨款，不知道父母积攒了多久，不知道浸染多少血汗。
三伯父的大儿子，曾经有过一段感慨，他说那时候他建房子没有钱，借了五百块钱才建好了房子，并说道，那时候还那五百块钱，比现在还五万块钱还难。那时候的五千块钱，价值不易由此可见一斑。
说不好值不值，反正父母这么做了，虽然重男轻女，但都是自己的骨肉，再困再难也要同等对待，也要想方设法解决子女们的日后生计问题。或许他们只是这样的想法，只是这样无私的选择。
再到后来，又有了些积蓄，父母再次花了五千块，给大妹解决了商品粮指标，再到后来，政策允许父亲多一个子女享受指标，又给小妹解决了商品粮问题。
再到后来，商品粮已经没有了实际待遇，只剩下一个小本子，粮油都要按市场价购买。
到我参加征兵的时候，商品粮户口，服役回来之后依然可以分配工作，因此造成名额紧张，我户口所在的澡下镇，只有一个名额，当年没有去成，次年才想尽办法从县城弄到一个名额，顺利参军入伍。